朱德总司令

师哲，毛译东俄译。

首任中央编译局负责人

李海文，中共党史专家。

朱德：无论是对下级还是群众，你们都没有任何理由不以平等相对待。每个共产党员和干部都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。为什么当了党员、干部就要比人民高出一头，看不起他们呢？甚至官位越高、资格越老，就越瞧不起下属和群众呢？

而最难理解的是，当了大官倒怕起人民来了，一旦外出，就要有人前呼后拥，层层保卫，把自己同人民隔离开，使群众望而生畏，不敢接近。旧社会与人民为敌的军阀这样做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在新中国，共产党员也这样做，令人不可思议。

如果口头上说自己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，而行动上却又站在人民的头上，作威作福，这就失去了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，失去了党性。我不相信这号人能真正为人民服务，能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、奋斗终生。

01

自青春年少之时，朱德的名字便在我耳边回荡。随着革命征程的不断深入，我对他的崇敬之情亦与日俱增，我内心的渴望始终如一，期盼着有一天能够亲眼目睹他的风采。

1940年五月，朱德总司令在康克清、黄幼峰、李树槐等同志的陪同下，从太行抗日根据地归来，重返延安。起初，他暂居于杨家岭，不久后便搬迁至王家坪安顿下来。总司令抵达延安时，我们全体人员都热情地欢迎他的归来。他向众人详述了返回延安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一路上的经历。朱总司令是通过南渡黄河，经过河南洛阳、陕西西安，最终抵达延安的。在此过程中，他得以充分观察、了解并研究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各种现象，特别是对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思想、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进行了深刻的洞察和把握。简而言之，尽管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集团虽日夜图谋反共，但其中不少人也时刻准备向日本投降。然而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，抗日的烈火已经燃烧遍及整个华夏大地。正如朱老总在《出太行》一诗中所吟咏：

群峰壁立太行头，

天险黄河一望收；

两岸烽烟红似火，

此行当可慰同仇。

朱老总抵达延安的翌日午后，便出现在篮球场上。他与青年工作人员及战士们一同挥汗如雨，篮球成了他钟爱的休闲方式。我旁观一旁，他却坚持邀请我加入这场运动。自那之后，我时常与他并肩参与各式各样的运动，偶尔也会随他一同出行、参观、狩猎。总之，无论是研习哲学、参与会议、欢聚一堂、嬉戏游乐，还是投身于其他活动，朱总司令总是与民众保持着亲密无间的联系。在一片充满友爱、欢乐和温馨的氛围中，我们与朱总司令共同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。

总司令频繁造访任弼时府邸，或共商国是、探讨国家大计，或是对弈棋局、闲谈家常。彼此间的交流深厚，犹如亲密的家庭成员，关系和睦融洽。

随着我对总司令的日渐了解，我开始察觉到，他与我们心中所描绘的朱德形象有着天壤之别。回溯至1925年的夏日，我正在乌克兰基辅的军事野营地接受培训。当时，朱德从德国途径列宁格勒抵达莫斯科[1]，鉴于公务与学习的需求，他并未参与任何公开的社会活动，中共代表团也未对外公布他抵达苏联的消息。尽管如此，这一消息还是迅速传开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。对于我们这些专注于军事学习的人来说，对这位我党军事领导人才的初次亮相尤其关注。这既是因为自1924年起，我党就高度重视军事干部的培养与军事人才的挖掘；也是因为我们这些已经投身军旅、正在接受军事训练的年轻军人，自然而然地渴望知道，我们将在哪位将军的指挥下投身战斗。因此，对朱德，我们充满了好奇，迫切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息。

1927年冬，刘伯承来到了莫斯科，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。该校与我们所在的莫斯科工程兵学校仅一墙之隔。我们同刘伯承几乎天天可以见面。不久，叶挺也到了莫斯科，并给我们作了军事报告。由于大家都没有见到朱德将军，而且传说他是一位神秘人物，于是有人猜想，以为朱将军一定是一位相貌堂堂、威风凛凛、不苟言笑、高踞人上、傲慢自负、目中无人的旧督军式的人物。苏联的一家刊物甚至把云南军阀、大革命时任国民革命第三军军长的朱培德当作朱德报道宣传了一番。谁知相见相识以后，才知他竟是这样一位非凡而又平凡的人。他敦厚朴实、谦恭和蔼、平易近人、严肃庄重、彬彬有礼、老成持重、通情达理、宽宏大量、沉着冷静、运筹自如，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忠诚的共产党员、英勇的军事将领，同时又是普通的、不失劳动者本色的革命长者。所以，人人都对他尊重、爱戴、信赖、仰望！

02

朱德将军，这位历经沧桑而坚韧不拔的杰出军事统帅，亦是一位备受尊敬的革命先辈。我对我国军队的建设与治理经验，怀有浓厚的兴趣。鉴于我的军事知识主要源自海外，实践经验亦相对匮乏，每当我有机会，便会向他请教，恳请他详尽地分享建军、治军、用军等方面的宝贵经验。他不止一次地为我讲述，内容既新颖又富有趣味，让我受益良多。总体而言，收获颇丰。回顾我们在欧洲所学的有限军事常识，西方军队在兵源、编制、训练、管理、指挥、作战等方面，与我军存在诸多差异。那时，我们尚难以对西方军事进行深入的研究，因此难以进行更广泛的对比。然而，我深知我军在战斗力和作战技术方面，均已达到了相当高超、卓越，乃至令人敬佩的水平。

若其品行端正，无不良习性，且自愿投身军旅，自当予以接纳；若不符合上述条件，则将予以遣返回家。在此，我们秉持着宁缺毋滥的坚定原则。

在军事管理领域，他始终强调，首要之责在于对干部建立充分的信任，并赋予他们广阔的自主空间。他推崇民主的空气，倡导广泛地倾听各方意见，为干部搭建起施展才能的广阔平台。概括而言，即确保每一名成员都能有所建树。这无疑是我军成长壮大的关键因素之一。紧接着，便是与民众保持紧密的联系，深入基层一线，强化沟通，精准把握实际情况，团结一心，迅速解决所有紧迫问题，并确保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，不留任何隐患。

他言：“我深信，思想教育必须摆在首位，即便是军事训练与纪律的锻造，也应当与之有机结合。面对犯错的战士，我极少采用军法惩戒，更倾向于以教育手段，以理服人。他坚信，若不阐明事理，而仅以强制手段迫使他人盲目服从，往往只会造成他们口服心不服，或者表面上恭敬而内心却充满抵触。一名指挥官必备的首要条件是准确把握战局，具备睿智与果断。对于战士，我们则要求他们勇敢、坚毅、忠诚、机敏，以及具备吃苦耐劳、持之以恒的品质。勇气可以战胜敌人，也往往容易取得胜利。然而，胆怯、退缩、畏缩不前、恐惧死亡，则往往导致损失，甚至原本可以避免的死亡，却因胆怯而变得不可避免。在战场上，枪对枪、刀对刀，绝不能有丝毫胆怯或心慈手软。当敌人的枪口指向你的头顶时，哪怕是一瞬的怜悯，也可能让你丧命，成为永久的失败者。当然，这主要是指在战场上的情形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在一般场合，我们革命军人应当严守纪律、谦逊有礼，展现出高尚的风范和气度。这不仅体现了我们革命军人的素养、文化、觉悟与能力，也彰显了我军威严、英勇以及无坚不摧的强大战斗力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尤其在战时，我们必须加强上下级之间、不同部队之间的沟通与联系，切实增强团结、互相帮助、协同作战。总之，一切应当建立在互利、互助、相互学习、相互尊重、以诚相待的基础之上。”

炊事员的任务包括哪些？士兵们对您制作的菜肴是否感到满意？然而，炊事员对此并无确切回应。

朱老总曾强调，若烹饪的米饭未能达到理想，那便是对农民辛劳成果的辜负，亦是对粮食资源的无端浪费。在我国民间传统中，这种行为被视为不道德、有罪。粮食富含营养，对健康至关重要。但若烹饪不当导致士兵食用后生病，这不就等同于犯了双重错误、双重罪过吗？总之，烹饪不当即是你的失职，你是否已明了这一点？

这正是我亲眼所见朱总司令对战士的严格批评与深刻教诲。我相信那位战士已经深刻领会了其中的真谛，并将总司令的教诲牢记在心。他必定会迅速调整自己的工作态度，努力追求进步。尽管这个例子微不足道，却极具代表性，充分体现了朱总司令对同志们的真挚情感和不懈的教育精神。这种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入理解和不断学习。

03

朱老总对党的建设、政府运行、军队发展以及民众的福祉始终抱以深切关怀，同样，他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亦倾注了极大的关注。无论是战火连天的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，亦或是新中国成立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无论他身居何处——延安、华北或是祖国的每一个角落，他每到一处，总是详尽地调查了解经济开发与生产的动态，深入分析其现状和未来趋势。在延安时期，他走遍了几乎所有的生产部门，包括农具厂（实为兵工厂）、化工厂、造纸厂、纺织厂，以及南泥湾农垦场等。在河北平山西柏坡的居住期间，他亲自巡访了石家庄众多大型工厂企业，我曾有幸陪伴他走访过铁路机修厂、纺织厂、炼焦厂、玻璃厂、面粉厂、卷烟厂等。对于每一个生产单位，他都会进行细致的考察，并与干部们亲切研讨改进与革新的途径，力求加速生产，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求。迁至北京后，朱总司令的足迹几乎遍布所有的大型工矿企业，甚至包括郊区的玻璃河水泥厂、长辛店的机车车辆厂、清河呢织厂、石景山钢厂、门头沟煤矿等，他的足迹多次留在了这些地方，而且对于某些企业，他甚至不止一次进行视察。此外，他还多次对众多机关、学校和部队进行了巡视。仅以中央编译局、外语学院（当时被称为俄专）为例，他就多次莅临并发表重要讲话。

朱老总无论走到哪里，总能给人们带来无尽的欢乐与鼓舞，为干部们注入强大的信心与活力，激发青年学子的求知热情和奋斗意志。人们对他的热烈欢迎和乐于与他亲切交谈，皆源于他温和的性格、慈祥的面容，以及他那令人尊敬且平易近人的气质。他始终坚守着平等对待他人的原则，以善意的心态去审视问题，并用真诚的心意关怀每一位部下。在他的面前，人们总能感受到一种自在与民主的气氛，可以畅所欲言。即便有所疏失，他也只是耐心地予以指正，绝不带有任何责备之意。

朱老总不仅对国际风云变幻了如指掌，更怀抱着一颗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心。他从不满足于我国已取得的成就，更不沾沾自喜于那些微小的胜利。他多次呼吁我们，要积极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，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之道。他明确指出，我们应当摒弃那些有害的教条主义学习方式，转而采取批判性、有选择性的态度，吸收那些真正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。这些宝贵的经验是值得我们不断借鉴与运用的。同时，他强调，我们应当以无偏见、无成见的心态，学习资本主义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，为祖国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，绝不能排斥任何进步的、先进的知识与科技。朱德总司令不仅拥有丰富的国际知识和宽广的国际视野，而且始终重视国际间先进的、现代化的成果，从未对这些客观存在的现实予以轻视、排斥或否认。回顾十年浩劫期间，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失误与教训，确实是深刻且痛切的。

朱德，我党我国杰出的领导者之一，对党、对人民、对祖国始终怀有赤诚之心，将毕生精力倾注于革命事业。他心怀广阔，内外如一，待人诚挚，谦逊有礼，宽容大度。尤其是在大局意识方面的卓越表现，对团结的维护，他坚定不移地坚守党的正确路线，始终将革命的最高利益置于首位，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学习的楷模。他谦逊谨慎，处理事务周到细致，既怀有同情心，又有包容他人的胸襟，对待事务从不偏袒。众所周知，朱总司令在内政上极为谦让，然而面对错误和机会主义倾向，无论是在苏区、长征途中，还是在延安乃至建国之后，他总是坚定地斗争，对敌人绝不妥协。朱总司令一贯主张选拔贤能，依据才能进行配置，辅以指导，激发他们发挥最大潜能和创新精神。他一直倡导发扬民主，活跃党内军内的民主氛围。在1947年至1948年间，朱总司令在河北各地多次发表关于发扬民主生活、激发群众积极性的讲话。这些讲话当时已整理出初稿，核心内容在于阐述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民主理念。1948年5、6月间，他曾将那份文稿交我审阅，内容丰富而具体，但尚未最终定稿。[2]他多次强调，必须发扬民主，赋予人民充分的自由，让已解放的群众摆脱不必要的束缚，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建设，而且与严格的纪律和法治并行不悖。

04

朱德同志与干部、群众之间情谊深厚，如同交融的乳水和水。他始终与民众共享喜悦，共历艰难险阻，共度苦乐年华。他常常以此教导干部们：

无论是对下级还是群众，你们都没有任何理由不以平等相对待。每个共产党员和干部都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。为什么当了党员、干部就要比人民高出一头，看不起他们呢？甚至官位越高、资格越老，就越瞧不起下属和群众呢？

而最难理解的是，当了大官倒怕起人民来了，一旦外出，就要有人前呼后拥，层层保卫，把自己同人民隔离开，使群众望而生畏，不敢接近。旧社会与人民为敌的军阀这样做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在新中国，共产党员也这样做，令人不可思议。

如果口头上说自己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，而行动上却又站在人民的头上，作威作福，这就失去了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，失去了党性。我不相信这号人能真正为人民服务，能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、奋斗终生。

朱老总待人谦逊有礼，性情温和，从不夸耀自满。他在处理事务时，公正无私，总能够体恤他人，深明事理。他深知“满招损，谦受益”的至理名言，常以此教诲我们学会谦让，以和谐为贵。他一生待人宽容仁厚，在家庭生活中更是和蔼可亲，亲密无间，彼此相爱，相互敬重。他与夫人康克清不仅是革命战友，更是心灵相通的亲人，对子女们既严格要求，又充满关爱。子女们对朱老总和康克清都怀有深深的敬意。作为父母，他们不仅引导、帮助和关心每个家庭成员的健康成长，从未对他们的正当活动、工作和学习进行干涉或限制。

朱德同志品行高洁，廉洁自律，即便身居要职，也从未滥用职权。在供给制时期，他严守规章，未曾越雷池一步，分文未取超过规定。他的业余时光，或吟诗作赋，或挥毫泼墨，或游览名胜，或狩猎消遣，偶尔也会参加舞会。他精心呵护着名贵的兰花“王者香”。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中，他体会到了生活的乐趣，并深切地感悟到大自然对人类的慷慨馈赠。

朱老总无论身处何种境地，始终洋溢着愉悦的心情、充沛的精神，是一位坚定的革命乐观主义者。他坚信无产阶级的革命终将取得胜利，共产主义的宏伟事业必将实现，革命的火焰将永不停歇，我们的伟大事业将世代相传，绵延不息。

注 释

[1]1925年6月，朱德在德国因领导中国留学生与侨民发起抗议活动，旨在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所造成的五卅惨案，不幸被捕入狱。事后果遭强制遣返，于7月4日告别柏林，踏上了前往苏联的征途。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隐蔽的军事训练基地，他全身心投入学习，历时六七个月。1926年5月，朱德在莫斯科的学习之旅画上了句号，7月份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。

[2]公元1983年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正式出版了《朱德选集》。此选集收录了朱德同志自1931年至1962年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、批示及文章。特别是1947年至1948年间的作品，收录文章逾十余篇。